像“科学精神”一样，“科学文化”这个术语的两种写法也难以截然分清。“科学之文化”中的“of science”有“属于科学的”、“与科学有关的”、“具有科学性质和内容的”含义，似乎指称科学自身内在的、固有的文化属性。“科学的文化”中的“scientific”是一个限制性的和修饰性的定语，它似乎与“科学之文化”同义。由于“科学之文化”和“科学的文化”第一义几乎没有什么差异，第二义亦有重叠之处，并且在国内外文献中混用，因此如无特殊说明，我们一般对二者不加区分，统称“科学文化”。

    从以上词义分析可知，科学文化不是吸纳了科学的某些要素和气质的其他亚文化。科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形态和重要构成要素，是人类的诸多亚文化之一。科学文化是科学人在科学活动中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态度，或者是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遵循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态度。科学文化以科学为载体，蕴涵着科学的禀赋和禀性，体现了科学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精神气质，是科学的文化标格和标志。

    科学文化不是统一的、整体的东西，事实上是多个不同的，甚至异质要素的集合体。科学文化也像人类的其他文化一样，分为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次。科学文化的器物部分是支撑科学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其中的实验设备、观察和测量器具直接与科学活动密切相关。科学文化的制度部分包括科学活动的各种建制，主要有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出版部门、法规章程等等。科学文化的观念层次——这是科学文化的内核——还可以细分为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其中包括认知、语言和心理诸因素。科学共同体创造、丰富、共有和共享科学文化；以科学研究为生活形式的科学家也或多或少打上了科学文化的烙印；而且，每一个社会成员只要接受足够长的科学训练和培养，也能够在科学文化的王国里漫游和观光，濡染一些科学文化。

    科学文化内涵丰赡、深邃，外延阔大、模糊，确实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不过，还是有不少学者力图定义它，至少是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西尔尽管承认，要对科学和技术文化下定义，往往表达重叠和多义、实践交织、中介交叉，但是他还是表明，它指称在各种社会领域传播的有意义的实践和伴随它们的表现的系列，是知识、技艺和态度的组合。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和技术文化的提法逐渐代替科学普及，到上世纪90年代已经占支配地位。莫尔指出，科学文化在主要欧洲国家有教养的人中被认为是独立于科学应用的，因为它提供关于自然、人和人类的知识——为知识而知识所需要的知识——以及基于那种知识之上的世界观。这实际上是说，科学文化不是技术文化，是形而上的东西。哈贝马斯揭示了科学文化的深层底蕴：“科学文化最终不是由理论的信息内涵创造的，而是由理论家那种审慎的和具有启蒙性的素质创造的。欧洲精神的发展过程似乎是以这种文化的形成为目标的。”马尔凯指出：“科学文化被认为是一套标准的社会规范形式和不受环境约束的知识形式。这些规范典型地被认为是一套明确地限定特定类型的社会行为的规则。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它们被解释为要求科学家采用一种无私的、政治上中立的态度对待客观事实资料。”

    我不赞同把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合在一起说成“科学和技术文化”，更反对“科技文化”的提法。这是因为，科学和技术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是两个判若云泥的概念。于是，由二者孕育、派生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有泾渭之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不赞成把科学文化等同于科学主义。从外延上讲，科学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包揽的范围较广，科学主义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颉颃，也仅仅是科学文化论争的议题之一。从内涵上看，科学主义有中性的表述（科学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看法和态度，或外界认为科学家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看法和态度）和贬义的表述（相当于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这与科学文化的内涵虽然有少许重叠和交叉，但是二者毕竟不是一码事。此外，科学文化的构成要素也许有高下之别、虚实之分，可是贬义的科学文化却叫人不知所云。

    我不赞许西方学者提出的“科学文化效率观”——中心思想是建立在投入与产出分析基础上的权力分散机制和时间观念。效率概念源于物理学，是指有用功在总功中所占的比值。效率概念被移植到经济学，其核心意思是单位时间完成的工作量或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主要包括交换效率、生产效率、最高水平效率。在生产和工程中，追求效率是十分重要的。在技术以及某些应用科学研究中，讲求效率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学术科学即基础研究中，强调效率不见得都是好事。试问，爱因斯坦各花费了10年时间创立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他的效率是高还是低？爱因斯坦在一生的最后40年致力于建构统一场论，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结果，他的效率就是零吗？难道我们非得要求数学家提高效率，在数月或数年之内对费马大定理作出证明吗？理论物理学家用大脑和纸笔引发了科学革命，其效率又该如何计算？更重要的是，效率主要涉及物与物的关系，而纯粹科学研究主要是人的事业，强调效率难免有见物不见人之嫌。可见，科学文化效率观中的权力分散机制和时间观念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不宜在科学中过分强调，更不必唯投入与产出的效率马首是瞻，尤其是在学术科学中。

    我也不赞扬“科学文化本质是关于物的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提高技术物的功能，更好地发挥物（物质资源和技术物）。人文文化本质上是关于人的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社会的协调程度。科学文化的最大优点是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物质文明的创新之源”。我认为，科学虽然主要是研究自然或物（也在某些方面研究社会和人本身）的，但是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则是人为的和为人的，是形而上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精神的创造和高扬。科学的这些精神价值和无形的文化力量，直接使整个社会和人类受惠无穷。因此，“科学文化本质是关于物的文化”之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况且，也不能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截然对立起来，因为科学文化也包含诸多人文因素和人文精神，并且成为人文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乃至人性的组分。此外，物化为生产力也不是、起码不完全是科学研究的本意，科学以技术为中介转化为生产力，只不过是科学的副产品或衍生物而已。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